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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兵团] 季烨：女生休例假要扣工资，引发众怒
季烨，中学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、二附中，66届高中毕业生。1968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四年农工、一年余教师。1974年回北京做中学教师。1978年考取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（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）。1982年留校任教至2007年退休。
原题
“你们农工班最苦……”
作者：季烨
有一次荒友聚会，一位当年最早一批上机务的女孩说：“你们农工班的最苦……”我知道我们干活特别苦，但是由非农工班的人嘴里说出来，我才更确信。
所谓农工班，是农场时的称号，是除队部（后为连部）机务后勤马号猪号学校之外的、挥镰刀使锄头抡大镐干农活的工人。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，大批知青涌来，多数屯积在农工班，就扩大称为青年（男女）排。
1998年回访农场时去兴凯湖，司机照顾我们，特意从14连边上擦过去。远远地刚看见连队外面的小树林子，大家就按捺不住地站起来，抻着脖子张望，小燕就叫起来：“就那儿！就那儿！让我们沤麻！嗬，那叫臭！一个多月，我的衣服还臭烘烘的！”老职工说：“连里就种过这么一回麻，让你们给碰上了。”
小燕不说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，她一说，那时候的情景就全涌回来了：是场院老顾带我们干的这活。麻割下来，老顾带我们到村北，扛着死沉死沉的麻捆儿，顺进路边河沟里泡上；过些天麻沤好了，再从水里拖到岸边，扛走。水沤了以后那些麻个子更是死沉死沉的了，拖不动，记得我和谁还跳进黑黢黢的臭沟里往岸上拱那些臭麻，一点一点地蹭，拱。
臭啊，离多老远就能闻着。全身上下，里里外外，都浸透了这股子恶臭味儿。但是干活时其实也并不觉得怎么臭，就像刨粪一样，恶心不恶心？久居兰室不觉其香，刨粪的，一镐头下去，“噗！”喷一嘴粪渣子；在大粪堆边上吃饭也不会觉得有什么，顶多在身上抹两下手。
那些麻后来都搓成麻绳扎麻袋用了。我们班在场院干活的时候
多，场院就是不停地倒腾粮食，大豆玉米小麦运到场院，不停地晾晒、灌袋子、入穴子（粮垛）、再倒腾出穴子晾晒，直到晾晒干了，装车上交。
粮食晒干后装袋运走上交，都是180斤、200斤的麻袋，我曾尝试着背过，那腰无论如何也挺不起来。但是一百一二十斤的麻袋，是我们天天要背着出库入库的。背麻袋累，其实场院最累的是灌袋子时的打搓子，两个人撑着麻袋，一个人搓粮食灌袋子，弯下腰搓，直起腰灌，一下接一下，不能停，一搓子满了50斤呢！
我们还要干其他的农杂活。比如前面说的刨粪，比如拌种。春天播种，我们要去地头给种子拌农药，好像是六六六，呛得头疼。然后灌到播种机里，然后跟着拖拉机后面暴土扬场地看着播种机。
经常干的是出窑。窑地活是最累的，当时的劳改队多数时候在窑地干活，您想窑地是不是最苦最累最脏的了? 窑地最累的是脱坯，整天和泥铲土，屁股朝天倒腾装满泥土的模子。
我们干的是窑地最脏的活，也是最后一道工序出窑。窑烧好了，砖还烫着呢，一桶桶的凉水泼上去，“呼”，冒起一阵滚烫的窑灰。人就确确实实地跌进灰坑了，我们蒙着头戴着口罩（里面还垫着叠了好些层的手绢），就钻进窑里去搬砖了。厚厚的窑灰透过口罩手绢，把你鼻孔里嘴里都堵满了。
砖最烫、灰最大的是炉口，没说的，当然是班长、积极分子上去。过不多会儿，一定有人来换。在场院打搓子时也是这样，最累的活儿，大家肯定要主动接替的。我想，相互帮助甚至救助，是我们度过那段艰苦时日的重要支柱。
冬天修水利。东北女人原来是不下地的，到冬天连男人也不干活了，但我们，这群女孩子，冬天，只要不刮烟泡，多冷也得出去，干男人干的重体力活。零下20~30度，一出门，女孩子们鲜红的脸蛋就挂上两块白，冻伤。记得第一次探亲，睡觉时我继母一边给我往面颊上抹眼药膏，一边叨唠“这么大个姑娘，这脸成什么样了！”
修水利特用的锹筒子锹雪亮雪亮的，尺多长、六七寸宽、几寸厚的泥土，从沟底往上一甩几丈高。一天甩下来，得多大劳动量？大镐，一抡一天，又是多大的工作量？体力差点的，往沟顶上背刚刚刨下来的冻土块。
班里最多的是69届的小孩，最小的才15岁。就像小毛那样的，瘦小得像小鸡仔，看着还没有那大⛏镐沉呢，你怎么让她抡那大镐呀！就那些冻土块，那么厚，总得有2尺见方吧，她们背着，就像一只一只的小乌龟，背着沉重的壳，一步一步往坡上爬。脚不停歇，一天得背多少趟？一背就是一两个月。
没人给我们统计过，只有全连的“土方”量（我走后连里曾经规定过指标，好像是每人每天四方土）。记得的是第一次修水利时，每天早晨醒来，手指伸不开，肿胀酸痛。零下二三十度在荒原上吃饭，馒头窝头什么的，刚从大师傅手里接过来就冻成冰坨子了，想想我们的牙齿嚼了多少冰茬子，胃里装了多少风雪冰霜？
最怕的是到时候送饭车不来，早就饿了，镐也抡不动了，锹也甩不动了，土块也背不动了，可还得硬挺着干，这时候，脖子就使劲往连队的方向抻着，张望着，熬着。
70年代初那两年涝，粮食全捂在水里。第一年麦收时大雨连天，拖拉机下不了地，机务排的当然心急火燎，记得他们曾经绞尽脑汁琢磨出给拖拉机“穿鞋”——在履带上装上长木条。没用。只好是我们农工班“小镰刀战胜机械化”，水中捞麦。
您就想想吧，那么大的康拜因轰隆隆一趟就是一大片，我们可是用镰刀一把一把地从水里割，来来回回趟着水凑成一小堆，捆上，然后把麦捆摞在水稍微少点的地方。多少活儿啊，得干多少天啊？！
只记得我们在没过小腿肚子有时甚至过了膝盖的水里，一泡就是一个多月。女孩子来例假“照顾”，就是照顾你到齐脚脖子的水里泡着。北大荒的水夏天都是哇凉哇凉的；那时候我开始腰腿疼，腰弯下和直起时，膝盖和大腿抽筋样地酸胀疼，得哈着腰缓半天。天天龇牙咧嘴的。洗脸擦身时，小姑娘们都主动把宿舍里唯一的高脚凳子让给我。
那年高腰雨靴脱销，我花了大半个月工资、让我弟弟从山西邮来一双雨靴，筒高快到膝盖了，可是没什么用，靴子里永远是呱唧呱唧的水。后来腰腿疼成了痼疾，多年以后知道是受了凉寒腰椎出了问题。那时候也不懂啊，何况连队医生说“三疼一迷糊”（头疼腰疼腿疼头晕）没法诊断真假，我就根本不去找他看病，再疼也忍着。
第二年收大豆的时候又是阴雨连绵，拖拉机还是下不了地，又是我们“小镰刀战胜机械化”，水中割豆子。从初秋水里捞豆子一直捞到上冻，脚下都是冰碴子。一天下来，连棉袄都是湿的，第二天还得接着穿。
这张照片是我们团团营连层层动员后，全连出动，参加水中捞豆大会战的场面。我们在7号地抬着简易担架，在冰冷刺骨泥泞粘滑的地里跋涉，抢运割下来的大豆。画面上认得出的有我们女排陆叶兰戚國选谢馥，还有学校老师们。
没有法定假日，也没有正规的固定的劳动时间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《闭上眼睛就睡》，摘录在下：
有朋友曾问我：“在建设兵团，你最盼望的是什么 ？”
“生病，住院。”
朋友傻了眼，以为我在逗他，其实这话是真的。“盼望的”，应该是实实在在能够实现的事物。那时候，北京渺远如天堂，爱情更是遥不可望，我连想都没敢想过实现它们，所以就没“盼望”过。我盼望生病，住院，就是因为困，用当地老职工的话说就是“困得滴里搭拉的”。困得我躺着睡，坐着睡，站着也能睡，走着都能睡！
先说躺着睡。谁不会躺着睡？我这躺着睡不一般。夏锄时节中午吃完饭歇歇儿那一会儿，两把锄头并排一摆，草帽呀衣服呀往脸上身上一盖，躺下就是一觉。许是那时皮肉厚实，一点都没觉出硌得慌。
也别怪我们动不动就想睡觉，在兵团，活太累，本是机械化大生产，可机器道行不济时，就得人去“愚公移山”了。夏锄时拖拉机只能松垄沟，掏苗眼锄垄背儿就全得人一锄一锄去挠扯。哪个连队不种个万儿八千亩的玉米大豆？有时候一条垄到天黑都锄不到头；锄了头遍还得二遍。怎么办？于是，半夜两点半，“嘟……嘟……嘟！”尖利的哨声伴着“突击啦！突击啦！”的喊声就把你拽起来，梦还没来得及做呢，也甭洗脸，半闭着眼，拖着锄头就下地，一直干到太阳下山。一干一个月不休息。北大荒夏天的雨可烦人了，哗哗哗地下一夜，满心欢喜以为可以歇一天了——没门儿！清晨一睁眼，天清气朗——下地去吧。后来我就落下了个毛病，怕住集体宿舍，一辈子不敢用闹钟，心悸。
水中捞麦那年，泡在水里，一捞40多天。然后整整一个冬天脱谷，跟着脱谷机脱那些水里捞出来的泥麦子。脱谷机像个大怪物，张着黑洞一样的大嘴，小山一样的麦垛，“轰隆”“轰隆”，三下两下就吞进去了。几个人守在那大嘴边，不停地往里填，泥猴似的，整个变成了机器。那活儿多累啊，谷个子裹着泥冰，那么大一坨子，有时候得喊着“一二三！”两把叉子同时使劲，甚至第三把叉子得顶一下，才能填进脱谷机那大嘴里。
有时干着干着，突然“哐”一声闷响，机器堵了。机务排的老爷们一边喊着：“让你们少填点！”一边手忙脚乱地掏麦子，修机器。我们呢，赶紧往麦垛上一靠，来不及靠麦垛的，就立在原地，拄着手里的杈子，站着，闭上眼就是一觉，什么泥呀土呀着凉呀冻着呀全管不了了。那可是北大荒的冬夜呀，少说也得零下3、40度呢，可也怪，也没咋着。
说句心里话，那会儿真盼着机器坏。整整一个冬天，天天两班倒，一干12个小时，哪怕能站着打个盹儿呢！可是机器一响，我们就又都抢着站到最累最脏的地方拼命干起来。那年头的年轻人就这样，实在得发傻，可爱得发傻。
那年头，除了干活就是开会，每天晚上都有会。
青年排男生
青年排男生，背后就是全连的会场。这是全连最好的房子文化室，同时兼食堂、会场、大教室、电影院功能。因为困，因为没意思，只要不是火药味特冲的比如批斗会，大伙都忍不住犯困睡觉；尤其是青年排的，那叫一个困！有的小子睡得口水直淌，有的竟能打起呼噜来。惹得指导员连长猛一顿批判上纲。
我们排长是上海知青，上高中时就入党了，人特正派，吃苦在前，就是原则性太强，实诚得死板。她也困，比我们还困，因为开了大会她还得到连部开小会。排长跟连队领导不一样，他们从早到晚得一直跟我们一块儿干活，她又干活出死力，脖子上一条毛巾，永远是湿漉漉的。后来她也染上了开会睡觉的毛病，而且比我们更绝，是神经质的：只要屁股一沾板凳，俩眼皮马上就打架，马上就睡过去。她更有一绝是我们学不去的：打过一个盹，一睁眼，马上一张嘴：“不许睡觉！”然后梗着脖子，紧抿着嘴，威严地紧紧盯着她的兵们，防止她们睡觉。
在这种严密的监视下，我练就了一身坐着睡觉的硬功：腰杆笔直，挺胸，抬头，脸正正地对着主席台；所不同的只是眼皮，在眼镜后面，眼皮轻轻一合，马上就神游天国了。而且睡着了仍不失端庄，姿势一点不变。这身硬功保佑了我，没记得为开会睡觉挨过什么整。
人困极了走着也能睡觉。我们团离珍宝岛不远，那两年战备闹得挺邪虎，连我们这农业连队非武装班的都跟着半夜紧急集合、突击拉练什么的。有一次正干活呢，突然哨响，紧急集合，说接到上级命令，有紧急战备任务。于是副连长一声令下：“青年排集合！跑步走！”然后我们一口气跑了30多里路，然后在冰冷的团部礼堂听报告，看战备电影。从上午一直折腾到天黑，没饭，饿得前心贴后心，又贴着湿透了的棉袄棉裤，人都成冰心三明治了。回连队的路上是走的，可能是为了抄近路，队伍蹩进拖拉机刚翻过的地里来了。
初春，冻了一冬的地被豁开，全是大块大块的冻土疙瘩。晒了一白天，外面化了一层稀泥，脚踩上去，一步一硌，一步一滑。天黑漆漆的，只隐约看到前边人的黄棉袄，紧盯着，一歪一扭地拖着，追着，后来又不知怎么的脚底下平实了，又上大路了。此时冷呀饿呀累呀好像都感觉不到了，只是跟着前边的人，脚下机械地动着，脑子里懵懵懂懂……
走呀走呀，突然身子一歪，一激灵，眼就睁开了——哟，怎么走到沟里来了？！赶紧爬上路去，跟上。走着走着，又一歪，一激灵，眼又睁开了——又走到沟里来了，再追去。走几步，又睡着了，又歪到路边沟里去了。睁眼时，好像走在梦里，好遥远好隔膜地传来副连长的声音：“快点！跟上！”人的生理极限真是不容情，再怎么克制也没用，走走就睡着，走走就睡着。就在这半睡眠状态中，楞是走了30里路，半夜拖回连队，倒头睡下，天塌地陷都不知觉了。
第二天晚起俩小时，然后照样下地干活。这种事情是偶尔为之，所以心里着实留下短暂的兴奋和永久的记忆。当然这种任务也是最易调度的青年排来担当。再有两次，恐怕记忆的就都是苦不堪言了。
现在想起来，全仗着年轻，我们挺过来了；而且艰苦的劳动磨炼了我。记得我后来到教师培训班学习，秋天从泥泞的地里往外搬白菜，我没觉得什么，但是事后听说，有位当地的老教师大大称赞我“真能吃苦！”所谓“没有受不了的苦”吧，年纪大了，才真正体会出这话的味儿来。
熬不了的是精神上的苦闷，越到后来越强烈，每天就是白天上工下地，永远干的是这种简单又繁重的活计，晚上还得开会学习。学习呢，永远是背语录、念报纸、听上边让你听的文件；还有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批判会，批了刘邓再批林彪，批连队的“地富反坏右”、“历史反革命”“现行反革命”“割资本主义苗”，最后就是批判我们自己。
苦闷，彷徨，不知道未来在哪里。
水里割豆子的那一年，我在农工班已经干了四年多了。我们在水里整整泡了一个月了，大家情绪都很低。有一次连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女排：“啊，女排有的人，来例假就不出工！谁同意你们休息的！从今天起，不出工的一律扣工资！”我们没有受过性教育，“例假”这词儿岂是公开场合说的？！何况是用这种口气！记得王连长这大老头子在大会上高声大气这么训斥时，女孩子们全都把头深深地埋在膝盖上。
这个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偏把头高高抬起来，直盯着台上的领导。没有医生批准就敢不出工？！最起码我们班绝对没有！我是班长我还得带头，我不舒服不能看病，来了例假也不能要求医生给假休息。好，现在您既然扣工资，正好，我就解放了，尽管每天这一块钱对我们也不是小数，可是比起来，名正言顺的休息更渴望！
于是，捱批后第一次来例假，我就自我放假了。我一带头，先是我们班、后来全排姑娘们也都理直气壮的自动休“例假”，后来，连对自己比对兵们都严苛的排长也休了。
“活该！爱怎么着怎么着！”的想法大概从这时就在我心里成型了。
交通闭塞、劳作简单繁重、生活艰苦、文化生活极端贫乏、家乡远隔千里……就这么过一辈子？出路，未来，成家，立业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我从来也没敢想过能返城，可是看到老职工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还得去草甸子割草钻林子打柴禾，还得侍候自留地，听到“山外”农民结婚须盖房子……我只要一想在这个环境中“成家”， 想到那份辛苦，心里就充满了恐惧与厌倦。有大姐想给我拉姻缘，我一口回绝。我下了决心，我绝不。
这年初冬，我正在密山师训班学习，突然有一天王连长来了，说到师部开会，顺便来看看我。跟我聊天时说起了他对大家的态度等等，说了他当时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。
可是，当时和后来好多年，我竟然从来没仔细想过王连长来看我这事，我一直是想起他训斥我们这事，就是意难平。直到有一天听荒友亚平小闫异口同声说“王连长对我可好了”，我不由得心里一动，想起这些年陆陆续续听到知青们包括前不久去世的“男子汉”陈福来都说起王福才连长的好，我才认真回想王连长来看我这事——记忆中，在连里我根本就没跟他说过话，他凭什么来看我呀？！只有一个解释——他是专门来找我认错道歉的，看来女排全体自动休“例假”的事，起码对连长本人思想上是个冲击。他后来对知青们的“好”，难道不正是他认真反思与努力改正的体现？！
年纪越大越体会到“道歉”的不易与“改正”的意义，感受到此中闪耀的人性的坦荡。
王连长，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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